“是吗，什么可能？”警官好奇地问。

　　“凶手有可能根本就没有离开宿舍，也可以根本不用宿舍和大门的钥匙”我斩钉截铁地说。

　　“说说看！”警官被吊起了兴趣。

　　我胸有成竹的说：“凶手还是有可能就是楼内的女工，她完全可以将死者杀害以后，清理现场把凶器等物品卷起来，从楼上扔下去，下面又帮凶接应。然后她又回到死者宿舍睡觉，后面和您说的差不多，等到快天亮的时候把尸体弄到水房，然后偷偷返回自己的宿舍。

　　她肯定有帮凶而且可能不止一个！一个人在楼下接到东西以后又用同样的手段从围墙扔出去，外面还有人接应，把东西弄走！这样就根本不用通过大门来冒险。厂里面的帮凶很可能就是男工宿舍的人。

　　当然也可能只有一个帮凶，他从厂大门偷偷进来，等在楼下，接住凶手扔下得东西，又偷偷出去。

　　增加帮凶这个因素以后，你所说的时间差的问题就不存在了。您说我的猜测怎么样，没有什么漏洞吧？“

　　“恩，小丫头真不简单！你的猜测我们当时还真没有想到，你很好地解释了凶器为什么不在场，但是你怎么解释凶手又回死者宿舍冒充死者的动机呢？刚才我说的是嫁祸本楼的人，现在不是反而成了引火烧身吗？”警官又将了我一军。

　　“这个嘛……”，我略微思索了一下，“也好解释，或者说这也是凶手高明的地方。她也是想嫁祸，不过不是嫁祸给人，而是嫁祸给鬼！您可能以为我是瞎说，这也是为什么你们没有想到这种可能，而我想到的原因——你们不相信这世界有鬼。”

　　“说吧，我听糊涂了，不过破案就要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警官微笑着鼓励，看得出对我的逻辑推理能力很是佩服了。

　　“凶手为什么选择中国的鬼节下手呢？我从您的描述感到一种恐怖的鬼气，连续十几天下雨，天昏地暗很容易让人想到鬼。她之所以弄得这样凶残就是利用人们的迷信心理，即这个案件是这样的天衣无缝，这样的极度恐怖，时间又捏得这样巧，只有魔鬼才会作得出来。还有那么多流言决非空穴来风，凶手甚至可能是炮制听见男人声音的女工之一！而且她也确实部分达到了目的，老百姓的恐慌就是明证！”

　　第三种可能“你说的很有道理！我们当时还真没有从这个角度分析，要是真的如你所说，我真是要后悔不迭了，”警官忽然话锋一转，“不过我们说的两种可能都不成立，后来的一个发现让我们停止了停止和法医的争论，事实证明他们是对的。”

　　“什么？不可能吧？”我不甘心自己的猜测被否定。

　　“案发后第三天，一个放羊的老人发现了死者的衣服和器官。那是在城南郊一个叫四郎山的地方，距离案发现场有十几里路。死者的上衣是一件尼龙秋衣和一件薄毛衣，上面有很多血迹已经发黑，被划得支离破碎。后来鉴定划痕和伤口的形状是吻合的，死者是穿着上衣被割划的。其他那些器官开始腐烂，也被证实是死者的。就是毛衣和秋衣颠覆了我们的观点。”

　　“我不太明白……”我疑惑地说。

　　“两件衣服的弹性和韧性相当好，用刀划破它们就很费力了，更何况还还套在尸体上，把尸体也划得那样整齐那样深！我们见到经过法医整理后的尸体，伤口很平整，不会是用刀或者锯慢慢地划出来，那的确超越了人的能力！唯一的解释就是用切割机器分割的。”

　　“哦，是这样。那么你们在四郎山还发现了什么没有？这些东西为什么跑到那里了，凶手干吗不藏起来呢？”我恍然大悟。

　　“是啊，我们也很疑惑。因为一直在断断续续下雨，我们赶去的时候，脚印都被冲洗得干干净净。从附近的居民那了解到，这里解放以前是个乱坟岗，雨水还时常冲出一些死人的骨头。其他的就没有什么线索了。”

　　“那么你们重新猜测的案情是什么样子的呢？”我问道。

　　“我们开始设想，受害者是不是半夜里有什么事情自己跑出工厂呢？结果发现不可能。因为，死者如果自己出去会穿外套，打雨伞。但是家属和同宿舍的人清点遗物后，认为没有丢失外套，雨伞也没有人动过。”

　　“既然能肯定凶手在死者的床上睡过，那么有没有残留头发？”我忽然插问了一句。

　　“没有，凶手做得这么干净利落，不会犯这样的错误。我们只是稍稍修改了原来的假设，就是凶手把死者弄出去杀死，然后又用密封容器弄回来，后面的猜测不变。唯一不能解释的是他为什么要这样画蛇添足地把尸体运回宿舍？即使用你的嫁祸于鬼的理由也说不通，因为他把尸体留在厂外面，只是孤身重回宿舍，也可以在作案时间和作案手法上上迷惑我们，而且这样的风险小得多。”

　　“凶手的心理不是常人能够想象的，要是正常人也不会这么干。这个凶手似乎很精通犯罪学，而且精神很不正常。我觉得你们肯定是从切割机和凶手可能有前科这个角度展开的。”

　　“的确如此，我们在报纸上登载举报电话，欢迎广大的群众提线索。我们查看了文革以后历年的犯罪记录看有没有类似的案件，从在押和已经释放的刑事犯罪人员那里打听，甚至疯人院也去了，都没有头绪。至于切割机啊车床啊什么的全都调查了，还是没有任何值得深究的线索。除了死者的衣服和器官，再也没有在别的地方发现任何蛛丝马迹，真是邪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