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死者的复杂身份

根据路队长的部署，刑警张强和小戴很快将发案地日本房原来的三户居民找到。
与此同时，广播、电视、报纸上也出现了寻找尸源通知：死者，60岁左右，1.70米，男性，身穿深灰色西服套装，6月3日因故死亡。有知其身份者，请速与公安局联络。
公安局法医室里，沈富强等人随张强辨认尸体。
沈富强是名老公安，大连解放前后（1945年）参加工作，十几年前从公安局看守所离休。别看沈富强年近八十，可身体硬朗，鹤发童颜，精神矍铄。
只见沈富强从兜里掏出老花镜，仔细地辨认尸体，看了一会儿，自言自语、半信半疑地说：“难道是他？”
“是谁？您认识?”张强急不可耐地追问。
沈富强一边摘下花镜，一边卖关子说：“找我，你算找对人啦！这所房子，我是最老的住户。如果我没看错，这个人就是两年前想买我们这栋房子的那个北边人。”
“他叫什么？家住哪里？”
“这我就说不清啦。”
接着，沈富强回忆起两年前的一段往事：“当时，我们家附近就传说要动迁。一天早晨，好像是星期天，有两个人敲我们家的门，说是要买我们家的房子，其中就有这个北边人，口音是黑龙江的。当时我问他这房子马上要动迁，你买它干什么？他说他祖上在这住过，想买下房子，还祖上一个愿。这栋房子的老住户，当初有一家姓魏的，一家姓林的，再就是我们家。老魏在六十年代支援三线全家去了四川；老林家文革后说是落实政策，返还祖上财产，全家回了哈尔滨。我就问这个人，你是姓魏呀还是姓林?他不回答，故意把话岔开。当初他同我们商量，按动迁标准买房跟我们换，每家再赠送五万元钱。按说，这个买卖对我们挺合适，我们家一商量都同意；可楼下两户人家一听有这样的好事，认为应该多要点，就向他提出不要五万元钱，每家再多要一套一室一厅的房子。了解到邻居们的意见，这个北边人面有难色，说回去研究一下再说。一个多月后，这个北边人再次回来，同意了大家的要求，可那时派出所已接到动迁通知，动迁范围内所有居民的户口、房证全部冻结。后来这个买卖就没做成。那以后这人还来过几次，楼上楼下转转，和我聊过几次。要说老魏家和老林家住这时，我可从来没见过这个人，到现在我也没搞清他到底是谁家的亲戚。”
“在你们住进来之前，这房子再没人住过？”张强忍不住问。
“有，搬进来之前，我在派出所听说是一个日本鬼子军医在这住过。光复以后（大连解放）以后，这片房子有一段时间没人住。西岗那边许多老百姓三代人挤一间房住，也没人愿上这住。那时，老百姓怕‘小鼻子’（日本鬼子）再打回来。我那时刚参加工作，要娶媳妇，没房子怎么结婚，就到当时的派出所要把钥匙，派出所组织人敲锣打鼓把我和另外几户人送进来。我们几户人家住进来以后，这片房子陆陆续续有胆大的老百姓住进来。”
“沈大爷，你再想想，关于这个案子你还能提供什么线索？”
沈富强想了想，用力摇摇头：“没有啦！”
“大家再想想，看看能不能提供什么线索？”
“啊，我想起来了，两年前，我在附近的一家日式餐厅遇过他两次。因为那时他来买房，因此对他印象较深。看得出来，他和那家日式餐厅的服务员关系很熟，好像是那里的常客。”居民李宏进一步提供线索。
“谢谢大家，大家回去后，想起什么线索请给我们打电话。”张强说完，将手中的警民联系卡发给大家。
简单向路队长汇报了解到的情况后，张强和小戴就坐进警车，直奔体育场附近的那家日式餐厅。
亮明身份，张强从口袋里掏出根据死者模样制作的照片，向餐厅的服务员打听起情况：“你们见过这个人吗？请认真想想。”
收银台的女服务员拿过照片看了看：“是他，怎么啦，出啥事啦？”
“你认识他，他叫什么名字？”
“两年前，有一段时间他常来，后来就不见了踪影。大概一周前，他又来过几次。每次来，他都喜欢找真惠子。他的日语讲得特别棒。”
“谁是真惠子？”
“真惠子是一个日本留学生，在理工大学学习。她利用课余时间在我们这儿打工。真惠子和这位客人关系很熟。”
警车一路飞驰，直奔理工大学。在理工大学外事办几位老师的帮助下，很快找到了真惠子。
真惠子个头不高，留着短发，皮肤白皙，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边眼镜。面对警察一脸茫然。
亮明身份，张强掏出照片：“真惠子小姐，你认识这个人吗？”
看过照片，真惠子用略带口音的中文问：“为什么找他，他出什么事了吗？”
“昨天他被人杀死在一栋日本房里，我们需要你的帮助。”
听了张强的话，真惠子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瞪大眼睛轻声重复：“被人杀死，怎么可能？”
接着，真惠子讲了两人认识的经过：
“两年前的夏天，我刚到中国来留学，那时我只会说‘你好’、‘再见’这样最简单的中文。尽管来时，父母给我带了足够的生活费，但我觉得我已经十八岁，是个成年人了，应该挣钱养活自己，另外也可以通过打工接触社会，尽快了解我生活的这座城市的风土人情，同时可以练习口语，就找到日式餐厅的老板松井先生，要求在日式餐厅打工，勤工俭学。松井先生知道我是日本来中国的留学生，就很爽快地答应了我的要求，让我在餐厅做服务生。大概是我上班的两周后，板本雄一郎先生，就是你们要找的人就来餐厅。领班把他介绍给我。在包厢里，板本先生先是用中文提服务要求，可看到我懵懂的样子，改口用日语问我，‘你是日本人？’在得到我肯定的答复后，他关心地问我为什么会在这里打工。当他了解到我在打工助学，很高兴。那天晚上，他喝了很多酒，一会儿唱一会儿说，显得很兴奋。
“那天餐厅关门时，板本先生已经醉了。老板松井先生同我商量，让我帮忙把板本先生送回他住的酒店。得到我同意后，松井先生和我一起把板本先生扶上车，把板本先生送回他住的酒店。我记得板本先生住的是1808号房间。 从酒店房间望下去，就是火车站灯火辉煌的夜景。接着，松井先生把我送回学校。第二天晚上，板本先生又来了，再三向我道歉，还把松井先生请过来一起喝了一杯酒。此后每天晚上板本先生都到餐厅来，而且指定由我服务。
“熟了之后，我们几乎无话不谈。从交谈中，我逐渐了解了板本先生的身世，用他的话说是‘中国人把他当日本人，日本人把他当中国人。’他是日本侵华战争的遗孤。尽管他血管里流淌的是日本人的血，可他生在中国，长在中国。是一对苦难的中国夫妻把他抚养成人。”
说着说着，真惠子小姐的目光越飘越远，渐渐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中。
时光回到两年前，在餐厅包厢里：
餐桌上放着生鱼片、寿司、一瓶日本清酒……
跪在餐桌边，一身和服的真惠子两手支着下巴，看着板本，用日语交谈着。
“板本先生，你到中国是旅游还是经商？”
“旅游？经商？都不是，我是来还愿的。”
“还愿？”
“是的，这个故事说来话长。60多年前，家父板本武浩随侵华日军来到中国，由于家父是军医，因此我母亲也随军前来。当时我们家就住在大连，住在现在的体育场附近，1941年我就出生在大连这所房子里。1945年，当时战争局势吃紧，我父亲已经不能回家，必须随部队一起行动。每天只有我和妈妈呆在家里，等着父亲的消息。那时物资供应很紧张，我和妈妈不敢上街，街上很乱。后来日本战败投降，苏军进入大连。
“一天晚上，很多手持木棒铁锹的中国人冲进我们那片日本人居住区。那时，那片居住区里留着为数不多的几家日军家属，日军投降后，那里没人保护，只有日本妇孺。这伙人明火执仗，强闯进屋。
“尽管那时我只有5岁，可那一夜的悲惨遭遇到现在我也无法忘记。
“大约有10多个中国人砸着我家的门。我和母亲躲在二楼上，母亲双手紧紧搂着我，我明显感觉到她在颤抖。那一刻，我们母子是那么无助。不一会，我们家的门被砸开。这伙人闯进屋搜抢生活用品。当他们在二楼壁橱里发现我们母子后，一个人高叫：‘快来看，这儿有个日本娘们！’紧接着，屋里一下子拥入10多个人。
“有人高叫：‘日本人侮辱了多少中国女人，咱也叫日本女人尝尝这个滋味！’
“接着有人喊：‘把这个日本鬼子的狗崽子拖出去。’
“我听见我妈妈喊：‘放过我的孩子，求求你们……’
“被人拽出屋前，我看见有人在撕我母亲的衣服。接着，我听见我母亲喊：‘求求你们，别这样……’
“她的声音越来越小。我被一个人抱着，小跑着离开我家。身后有人喊：‘那个日本鬼子的狗崽子哪去啦，砸死他……’
“抱着我的人始终不放我。我那时已经被吓傻了，早已不能出声，也不敢问那人要把我抱到哪儿去。
“不一会，我被抱进一个小瓦房里，抱我的人把我交到一个中国女人手上。后来，这对中国夫妇就成了我的养父母。那之后，我再也没有得到我父母的消息。我的中国养父叫董大力，养母叫孙桂花。因为大连的局势较乱，养父母就把我带回他们的老家哈尔滨，并给我取了个中国名字叫董福生。此后我了解到，我的养父母刚结婚，还没有小孩。把我从棍棒下救出来后，他们把我当亲生儿子一样对待。几年后，养父母生了个女儿，跟养母姓，取名叫孙静。有了女儿后，养父母对我的关爱一点也没减少。我和妹妹孙静相处得也很好。
“我在哈尔滨读的小学、中学，后来参加工作，在一家饭店里学作厨师。妹妹孙静一天天长大，出落得漂亮文静。尽管她在小时候就知道我的身世，但她从来也没嫌弃过我。渐渐地，我们都到了男婚女嫁的年龄，家里常常来人给妹妹提亲。可不管来人提亲的条件多好，总被养父母一口拒绝。终于有一天，养父母郑重地把我叫到身边，问我喜不喜欢孙静？愿不愿意娶孙静？这个问题虽然出乎我的意料，但也在情理之中，尽管我还不知道妹妹的想法，我却是从心里喜欢妹妹，于是我认真地向养父母点头应允。其实，养父母在征询我的意见之前，早已了解了妹妹的想法，妹妹也很喜欢我。养父母给我们举办了简朴而热烈的婚礼。不久，我们有了自己的女儿，我给她取名叫董报恩。那时候已经是七十年代，中日两国已有许多民间来往。养母常跟我提起往事，让我不要忘记自己的根在日本。我从心里感谢我的养父母，但我从没想过有一天我还能找到我的亲生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