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挺佩服他的。"孙立浩出人意料地说："且不评论他的行为本身，仅他敢于挑战世俗，敢于以身试法去冒险这一点就很出乎我的意料。其实，说穿了大家目的都一样，还不都是为了钱，只不过他走的是条捷径，步子快了一些，风险大了一些。关键在于这样的行为别人最多想想而已，他却敢豁得出去。"

黄文超不想继续这个话题，就问："江汉，听说他的后事都是你给操办的？"江汉忙说："哪里，哪里，大家一起帮忙。"黄文超急忙称赞说："你真是个大好人哪。像他这样的人出了事，有些人躲还来不及呢。"江汉随便一笑带过："黄会长过奖了。朋友一场，尽点心意，应该的。"

"恐怕其他人有这个心也不见得有这个能力吧。"孙立浩显然不想放过这个话题，他指着大厅另一头："比如说付小民吧，他每周税后也就四百多，日子过得捉襟见肘，哪像江汉你这个太平绅士啊。"

众人回头看去，原来付小民正跟几个不同报社的记者抢着采访爱德华议员。

孙立浩又说："说起来爱德华跟苏光也算是冤家对头了，当年苏光曝他受贿的老底差点让他完蛋。可说实在的，一个国会议员受贿几万块钱，在哪个国家不是司空见惯。就说在中国吧，要是贿赂贪官们就给这点钱，还不立刻把你打出门去。更不要说美国日本的那些大政客了，人家都是成百上千万美金地受贿，哪像澳洲这么寒酸。其实要我说，就算给爱德华十万二十万也是应该的。当年要不是他在国会为中国留学生斡旋说话，说不定我们这些人早就回去了。"

黄文超也说："是啊，总的来说，爱德华还算是个好心的政客，至少对华人友善，不像有些议员从心里看不起我们这些有色人种。"

付小民正在大厅的一角采访爱德华议员。在悉尼，像他这样的小报主编跟其他记者没什么两样，平时坐在主编办公室，忙起来拳打脚踢什么活都得干。他们的对话显然已经进行了一会儿。面对资深记者和照相机，爱德华面带微笑轻松应答。付小民话锋一转，突然问："议员先生，您对19９３年那场风波一定记忆犹新吧？不知道您对苏光之死有什么想法？"

"苏光是谁？"爱德华似乎有些意外，但他立刻回忆了起来："哦，就是那个记者。怎么，他死了？那真遗憾，我对此深表同情。"付小民紧追不放："两年前，陈军在雪山出车祸身亡。现在，苏光的尸体又突然在海边发现。而他们两位正是当年那场风波的主角，说起来都跟议员您有一些关系，请问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爱德华脸色突变："你是哪家报社的？"付小民回答："我是《华夏日报》的。"

"原来如此。老实说，我对你们报社前两天不负责的报道非常生气。"爱德华的脸色突然变得难看。他看了一眼周围，特意语重心长地说："年轻人，我完全可以拒绝回答你的问题。作为一个记者，最重要的是能够客观地报道事实真相。当年那件事早已经得到司法部门的澄清，我在这里就不想再说什么了。可以告诉你，我跟陈军当年确实有过一些接触，因为是他发起并率领中国留学生与政府打集体官司。通过律师行的介绍，他们找到了我，希望我帮忙。我跟苏光并不认识，我们只在某些场合见过一两次而已，根本谈不上熟悉。我跟他们两个人都没有私人往来。所以，对于他们的死，除了深表遗憾，我无话可说。"爱德华颇为不悦地说完这些，转身朝门口走去。

众记者都有些意外，接着交头接耳。

江汉远远看见爱德华阴沉着脸离开付小民，便对众人说："对不起，我还有点事情。"说完急忙朝门口追了过去。

艾玛矜持地坐在小桌旁品红酒，忽然发现自己面前有人，抬头一看，原来是黄文超和孙立浩等人。孙立浩故作惊讶地说："哟，江太太怎么一个人坐在这里？"艾玛忙掩饰自己的尴尬说："哎，你们也来了。"黄文超开玩笑道："这个江汉呀，就是有些大男子主义，他真不像话，怎么把太太一人丢在这里。"艾玛这才发现丈夫没在，忍不住问："他不是跟你们在一起吗？"孙立浩意味深长地朝大厅一侧示意了一下。

靠近大门口的地方，江汉正毕恭毕敬跟爱德华议员说话。

艾玛奇怪："你们怎么不一块儿过去呢？"黄文超看了孙立浩一眼，掩饰不住心中的急切说："是啊，艾玛说得对，我们是应该去跟议员打个招呼。"

江汉见大家都跟了过来，赶紧向议员介绍说："他们都是我的朋友。这是我太太艾玛。艾玛，这就是爱德华议员。"

爱德华议员主动伸手跟艾玛握手，并用生硬的中文说："你好吗？"艾玛用熟练的中文回答："我很好。"黄文超不放过一切机会地拿出自己的名片说："爱德华议员，这是我的名片。"爱德华一副爱民如子的和蔼，转向黄文超亲切地说："我好像在哪里见过你。"黄文超有些受宠若惊："议员先生，我可是您的忠实支持者。上一次大选我还帮您发过传单呢。""哦，那可真要谢谢你了。"爱德华接过黄文超的名片，随手放进衣兜里。

众人刚寒暄了几句，爱德华的秘书匆匆走来跟他耳语。他马上说："对不起，我还有点事情，必须先走了。"

众人忙说："您忙去。"

波特尼专案组很快得到依斯若克专案组的通报，获悉宋美洁与刘大江的恋人关系以及那天晚上她的反常行为等相关情报。他们又通过一系列调查，基本弄清了宋美洁和苏光之间关系的来龙去脉以及他们的生活经历。

这件事情还得从上世纪８０年代末说起。当时中国正处在一个激烈动荡的特殊时期，改革开放已经十年，留学潮方兴未艾，相比欧美等国的拒签率及经济担保的苛刻与限制，澳洲的留学政策较为宽松。因此，大量中国赴澳留学生多是在那个时期成行。苏光于19８７年４月拿到签证。到悉尼后，便在斯丹摩临街的一个二楼临时住下。那是一套二十多平米的老房子，里面已经住了五个人。苏光没地方栖身，只能在地板和旧沙发上交替过夜。

这里老大名叫黄涛，即宋美洁的先生。他已来澳一年多，年纪最大，这套房子亦由他租下。刚开始苏光饱受同室欺负，他举目无亲，一文不名，只能忍声吞气。黄涛表面冷酷，实际心地善良，他很照顾苏光，多次给他介绍工作，还在假日带他去海边散心。那套房子里，人数最多的时候曾同时住过十三个人。大部分人在工作生活安定后便搬离出去。一年后，江汉也从中国来到悉尼投奔苏光，同样在这里投宿。最后，斯丹摩的小屋只留下他们三人，依然临时接待一些刚出国的新人。